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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渚文化的前世今生1

反山墓地考古发掘现场 国家文物局提供.jpg

反山墓地考古发掘现场 国家文物局提供

1、于乱世中重见天日的良渚

对中国考古学来说,20世纪30年代还只是它的童年。

1936年冬季,在西湖博物馆任职的施昕更发现并一个人主持发掘了“良渚”遗址。隔年春天,他又请来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大专家,参观遗址指导工作。良渚遗址的发掘得到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

1938年,施昕更一边在浙南山区参加抗战游击,一边克服困难继续考古整理工作,使得五万余字、百余张图片的《良渚(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)》得以在战火纷乱的上海正式出版。可惜不久,年仅28岁的施昕更就不幸病逝,刚刚起步的良渚研究就这样中断了。但是这本正式发掘报告,以其严谨科学的态度确认发现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,令“良渚”这个美丽的名字早早地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,为后人研究留下了珍贵的线索。

解放后不久,夏鼐先生在对“考古学文化”命名原则的阐述中,正式提出和肯定了“良渚文化”,当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还没完全建立起来,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只知道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阶段,广泛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这类文化被称为“黑陶文化”,因而夏鼐先生为“良渚文化”命名意义重大。

对良渚文化认识的转折点出现在1973年。通过苏州草鞋山墓葬的发掘,考古学家们惊讶地发现,良渚文化不光有黑陶,原来过去清宫旧藏、被乾隆皇帝当成汉代宝贝的那些玉器,居然都是新石器时代的,属于良渚文化!紧接着,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常州寺墩墓地、苏州张陵山墓地、上海福泉山墓地一个个被发现和发掘,每个地点的大墓中都出土了丰富精美的玉器——从此,玉器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

历史往往有巧合,1986年,也就是良渚发现五十周年的时候,浙江省的考古学家终于在施昕更发现并命名“良渚”的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的显贵大墓。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,都注定是要由良渚人来为这个值得纪念的50年献上一份厚礼。反山和瑶山墓地的相继发现和发掘,让学界再一次为良渚玉器所能达到的艺术和技术成就而惊叹,出土“琮王”的反山墓地第12号墓葬,也无疑成为目前所知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级的“王墓”。

考古学家研究的不仅是精美的文物本身,而且要通过各种高新科技手段的运用,来理解物质文化产生的背景,了解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。在良渚遗址内,发现高等级大墓的同时,莫角山土台作为遗址中心的宫殿区被发现;2007年,发现了围绕着中心土台和反山王墓的大型城墙;2015年,遗址群周围大型水坝等水利系统通过多年调查试掘得以确认。与此同时,周边地区也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、墓地。比如:江苏的常州高城墩、无锡邱城墩等高级墓地,上海在福泉山墓地旁边新发现的吴家场墓地,都为了解整个良渚社会的分层分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此外,跨过长江出现在苏北地区的蒋庄墓地、浙南山区的遂昌好川墓地——这些走出长江三角洲地带的良渚文化因素,也让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良渚文化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。

最终,2018年,经过反复论证和准备,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正式的提名申请,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。历时80多年,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“良渚文化”,终于在几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,重见天日,正式走上世界人类文明史的舞台。

(文章内容来源:人民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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